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小说家、女权主义活动家琼·阿诺德回忆女性解放运动初期的几场以性为主题、意在唤起相关意识的座谈会。女人们谈论手淫、女同性恋以及爱与欲望之间的关系。她们认为性是一个“重大而关键”的话题,阿诺德写道——然而她们自身欲望的本质往往是不可捉摸的。
这些女性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希望被认为是一个“好性伴”,这有时意味着扭曲自己,去体现男性伴侣的性倾向。“但从来没有男人真正欣赏我们的性倾向,”她写道。“他怎么可能做到呢?我们都还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呢。”
性革命高歌猛进,但第二波女权主义顶多算刚刚起步。正如米歇尔·戈德堡最近所,女性对性环境的不满是,“当你解放了性,却没有解放女性,你得到了什么?”人们觉得女性应该会自由而饥渴,但事实上,性爱仍然是为男性量身定做的,这一点处处阻碍了这些努力。许多异性恋女性觉得她们的情感需求被忽略,而她们的性需求对她们的伴侣和她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谜。
半个世纪后,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Z世代正确地看到,这么多年来,女性仍然被教导要优先考虑男性的欲望而不是自己的欲望,她们已经开始拒绝性积极的概念,并质疑随意的约会是否值得,有时甚至选择完全放弃性爱。随着“#我也是”(#MeToo)的正义力量逐渐演变成一场更加模糊的辩论,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同意弄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显然是不够的。超越性同意,发现你真正想要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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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客厅里的早期女权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问题,她们认为这个问题对解放至关重要。但事实证明,找到答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最终放弃了一个混乱、神秘但在政治上必不可少的过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欲望。
2016年底,我结束了一段八年的感情,这个决定大约晚了六年。按照大多数标准来看,我们的婚姻都是现代的、进步的:我们尝试过非单配制;我的伴侣洗衣服的时候比我多。然而,我发现自己无法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原来,我们的性生活很糟糕。根本来说是直观感受上的糟糕。虽然性并不是我们关系中唯一的问题,但它是我们关系薄弱的最明显证据。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停滞在不满意中,无法向自己、伴侣或朋友表达我最深层的需求。我,一个理应得到了赋能的女权主义者,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长期以来,了解我们真实的欲望一直无可救药地被政治所阻碍。尽管1960年代和7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追求性幸福的重要性,但很明显,拥抱性自由说来容易做来难。人们期望一个被解放的女性避开规定给她的角色和规则,用她自己的欲望来取代它们——而发现这些欲望往往需要拆解毕生习得的行为。
在阿诺德发表那篇文章六年后,社会学家希尔·海特发布了一份关于女性性行为的报告。在这本书中,那些在性革命的道德观念中穿行的普通女性挣扎着确定自己在寻找什么。一位女性试图解释说,她不想要传统的承诺,确切地说,她只想要更多的联系,更多的感情,更多的……东西。“我不认为人们必须恋爱结婚,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一位女性说。“但精神和身体是一个有机体,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除非参与其中的人真的喜欢对方,否则连身体上的乐趣也没有!”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切的模糊性,也就是改写这部沿用多年的文化剧本需要做的那些工作。
与此同时,女权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派别对性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最近,在性问题上,它们转向了保护主义的道路,这比积极追求快乐要老派得多。“不要强奸我,不要虐待我,不要物化我,”她们向这个厌女的社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些“不要”也适用于女性:那些希望被支配或是与男性发生随意性行为甚至是任何性行为的女性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这里的每个女人心底里都明白,”秉持反色情女性主义的作家罗宾·摩根在1978年写道,“强调生殖性征、物化、滥交、拒绝情感纠葛和粗犷的刀枪不入都是男人的做派,而我们作为女人,对爱、感官、幽默、温柔和承诺都给予了更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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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观念算不上鼓励自我实现,那这种女性主义新思潮也一样。它对于女性心底里应该明白什么的主观判断并没有承认女性所处的现实,只会增加她们内在的羞耻。
一些被称为拥性女性主义者的人表示,不要只关注性暴力,那是一条政治死胡同,只会让女性成为“男性行为的道德监护人”,正如卡罗尔·S·万斯在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集《快感与危险》中所写的那样。此外,她们还认为,对女性欲望的压抑一直以来都是父权制的工具。“性别不平等的可怕后果,不仅包括野蛮的暴力,”她写道,“还有对女性冲动的内化控制,让自我怀疑和焦虑从根本上破坏她们的欲望。”对抗这种控制,主张快感、亲密、好奇和刺激,是扩大女性自主权和充实女性人生的关键。
自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女性获得性满足的权利被视为理所应当;大多数人现在都知道关于阴蒂和按摩棒之类的知识。但从纷乱芜杂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中提取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有时仍然感觉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我是怎么进入了一段性生活质量低下的婚姻?我和所有人一样,有能力去寻求真正的情欲自由,然而在高中和大学期间,我仍然不确定要如何才能做到。我崇拜《欲望都市》中的萨曼莎,也希望赋予我的性生活更多意义。我想要性爱变得有意义,但我又对异性恋那一整套拉锯感到厌烦,即女性要求以性换取承诺,而男性只得顺从。我反感这套拉锯,却抓住对已婚异性恋夫妇的文化认可不放,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在婚姻中熬了太久。
当我在32岁离婚去追求自己真正的欲望,我想知道口交或BDSM这种行为究竟是我自己想要的,还是仅仅是身在厌女社会中的一种适应机制——抑或此二者的本质根本无从区分。
这些推与拉的作用都无法转化为理想的口号。正是因为性难以捉摸的特质使得追求性快感成为了如此棘手的政治规划。它的目标是在移动的,经常被父权制和女性主义固有的矛盾遮挡着。与我们的真实欲望搏斗,可能会像一场艰巨而总是孤独的旅程。它要求我们变得脆弱轻信,即便社会环境给了我们太多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它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挫败:我们的文化对性的期待越来越高,哪怕性的质量依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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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难怪人们更倾向于保持一种防御性姿态,缩小选择范围,把注意力都放在边界之内——这正是如今上演的某种性积极反弹的一部分。《重新思考性》一书的作者克里斯汀·恩巴呼吁提升“好的性接触的评判标准”,制定“更好的规则”,以抵御许多Z世代女性表露出的不安情绪。“在急于解放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她写道——那就是更好的规范,以及对美好性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共识。
我绝不会提倡将无休止的性行为作为常态;强迫的性探索最为无趣。但我的确相信,寻求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性自由,拥有我们想要的任何类型性行为的自由——是的,也包括随意性行为、窒息性行为和色情性行为——仍是我们希望解决当前性文化中存在问题的唯一途径。
在错误的情境下,这种自由可能导致压迫;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厌女的世界里。而且,是的,行使自己的自由,有时是十分累人的。对异性恋者尤其如此,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摈弃文化规约,主动去寻求真正的幸福。对酷儿人士来说,以一种正面的、刻意的态度认识自己的欲望,往往就是他们的政见的一部分。诗人谢丽尔·克拉克在1983年列举自己是同性恋者的理由时说:“因为这是我的愿景的一部分,”“因为是女性的自我认同让我保持理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罗列自己的清单,会怎样?
那些早期女权主义者明白,在女性摆脱种种令她们沮丧的程式化形象——假正经、荡妇、女友、妻子——的过程中,性是可以起到作用的。这些观念给女性生活造成的影响远不仅限于卧室。为了消解这些形象,我们需要用琳琅缤纷的女性现实取而代之,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性欲。
在1970年代的其中一场关于性的座谈活动中,阿诺德回忆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女性没法享受没有爱的性爱;其他女性则对于在婚姻中无法摆脱的期望感到厌倦。有些人感到伴侣在性事上拒绝自己;还有人觉得伴侣在长篇大论教训自己。
“我想我们没法从这次座谈得出任何结论,”一位女性评价道。“我们讨论的完全都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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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棒了!”另一位女性回应道。“也许这才是真正的解放。”